1947年，陜甘寧邊區黨政軍領導人在綏德義合的合影。前排右起曹力如、張邦英、習仲勛等。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后，曹力如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新疆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赴任前于12月8日在西安灞橋因車禍逝世。

噩耗傳來，陜北山川嗚咽，大地悲戚，陜北人民為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兒子而無限悲傷。

曹力如，原名崇本。陜西保安（今志丹）人。劉志丹永寧高小讀書的同窗。1920年7月考入榆林中學，這可不得了，這是那個年代陜北最高學府。在校期間，曹力如因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受到校長杜斌丞、老師李子洲、魏野疇的器重。

曹力如是榆林中學學生領袖之一，他和劉志丹一起，團結廣大師生，成立了讀書會、文學會、體育會、社會科學研究會等各種學會團體，利用說理、辦刊物、罷課、鬧學潮等形式同軍閥井岳秀展開斗爭。軍閥、貪官又怕又恨，把劉志丹、曹力如等學生領袖誣蔑為“八大罪魁”。

曹力如在榆林中學畢業后，無錢報考大學，于1925年春，赴北平到國民第二軍無線電講習所學習。1926年4月回到陜西，在三原楊虎城炮兵營當中尉文書。當年秋天，西安解圍前，魏野疇和于右任先生在三原，籌備成立國民聯軍駐陜總部政治部，曹力如見到魏老師，積極要求進步。11月，西安解圍后，魏野疇推薦曹力如和張漢民、吳岱峰一起進入黨在西安創辦的軍事政治隊，他一邊當文書，一邊學習。同年底，曹力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8年2月，曹力如組織參與皖北武裝起義，任臨時特委秘書長，協助臨時特委書記魏野疇部署武裝起義。4月9日皖北阜陽舉行暴動，曹力如任赤衛隊大隊長。10月，皖北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曹力如任政府秘書長。暴動失敗后，他機智脫險，先后到開封、西安尋找中共組織未果，被迫返回陜北。

1928年秋，曹力如在甘泉縣下寺灣巧遇組織渭華起義失敗后回到陜北的劉志丹，兩人決心重新開展武裝斗爭。回到保安后沒過多久，劉志丹和曹力如在吊坪村和謝子長秘密開會，決定通過合法斗爭奪取縣民團，并派人到甘肅開展兵運工作。不久，通過競選，劉志丹擔任了縣民團團總，曹力如擔任副團總，在慶陽三道川組建武裝，并智取太白鎮民團。1931年春，因購買武器的密信被國民黨當局發現，曹力如被押往榆林關押。1934年冬，曹力如乘敵軍換防之機，用巴豆涂腫頸部，幾天不吃飯，昏昏迷迷，敵人以為他快要死了，準許保外就醫。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共陜甘省委任命他為省委秘書長。1936年夏陜甘省委撤銷，成立中共中央東北軍工委下屬的中共陜甘工委，曹力如任工委軍事部部長。西安事變后，曹力如任中共志丹縣委書記。1937年7月，曹力如先后任陜北西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組織部組織科科長等職。

1938年1月3日，曹力如被任命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在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領導下，圓滿完成中央交給的各項任務，及時指導分區和縣市的工作，為創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9年2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作了“加緊生產，堅持抗戰”的報告后，曹力如立即組織機關干部參加生產運動。他把延安城附近的荒地劃給中央和邊區其他機關，自己帶領邊區政府機關抽調的干部到馬士川創辦農場。僅一個半月就開荒120坰（在陜北一坰為三畝或者五畝）播種71坰，此外還制作了農具，修建了房屋。規定干部勞動每月換班一次。為了種好莊稼，他邀請老農進行指導，聘請延安的農業科學工作者上課。他和大家一起總結種莊稼的經驗，傳授農業生產技術。在曹力如的帶領下，邊區政府創辦的馬士川農場越辦越好，農民們稱贊：“你們比我們還種得好。”曹力如建議光華農場修堤壩蓄水。政府投資邊幣4000元，農民自籌邊幣2000元，修建了裴莊水渠。1940年4月，舉行裴莊水渠開閘放水儀式，當年可灌溉1500畝地。曹力如還主持召開倉庫主任聯席會議，舉辦倉庫干部訓練班，在邊區專員、縣長會議上，強調以農業為主，抓好各項工作，努力達到糧食自給。1940年9月曹力如撰寫的《陜甘寧邊區三年來糧食工作的檢討》，在延安《新中華報》上發表，這是他寫的文章開頭部分：

“人馬未動，糧草先行”。

這句話，說明戰時糧食工作的重要。在今天的民族抗戰中，糧食工作的重要性，更是不用細說的。陜甘寧邊區糧食工作，是適合了這種需要與意義的，它用統籌供應的制度，無論軍隊與機關公務人員，和被服經費一樣，一律采用發給辦法，即每人每日，依據生活必需，發一斤半或一斤四兩，使我們不會分散精力，為了自己日常生活，去作打算，使他們能更多的安心的做他們應負的抗戰工作，為了這個需要，在邊區政府財政廳，有統籌支配的糧食局組織，各縣區有糧食股及倉庫的設立。這項工作，三年多以來，在中國共產黨正確指示之下，在邊區政府直接領導之下，與邊區人民的熱烈擁護下以及糧食工作人員的努力下，基本上完成了糧食工作的任務。

文章開宗明義，足見其工作水平和文風。

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是邊區政府管轄下的一個對外聯絡機構，曹力如對此機構高度重視，對交際處的經費，只要是合理的，總是毫不猶豫地簽字批準。他批評不習慣與外來賓客交往，特別不愿與國民黨人士交朋友的“左”的傾向。自己以身作則，熱情會見來賓，并鼓勵邊區政府各廳、局領導接待外賓，多做國民黨上層人士工作。他還多次登門拜訪延安的名醫畢光斗，請他參政。

抗戰期間，曹力如三次赴榆林，與高雙成、鄧寶珊、左協中等國民黨將領建立了聯系。1945年1月30日，國民黨二十二軍軍長、晉陜綏邊區副總司令高雙成病逝后，曹力如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名義前往榆林吊唁，朱德和邊區政府等機關送了挽聯和挽幛。1944年，曹力如奉命化裝成商人來到甘肅固原（今屬寧夏）會晤杜斌丞，邀請他到陜甘寧邊區參政，并與韓一帆聯系，和國民黨十七軍軍長兼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重申團結抗日、不互相“磨擦”的協議。

194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任命謝覺哉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曹力如改任陜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副廳長兼審計處處長。他貫徹中央的財政工作方針政策，積極開掘財源，提出加強審計工作的意見，為克服邊區財政困難作出了貢獻。

1941年8月12日，曹力如任綏德分區副專員，他協助專員王震、地委書記張秀山抓好各項工作。他參加領導農村減租減息，實行“三三制”，與開明紳士李鼎銘、安文欽、霍子樂、劉杰三、霍祝三等人建立了誠摯的朋友關系。他關心八路軍和抗日軍屬工作，協助駐軍解決糧食和物資供應，發動綏德人民為八路軍三五九旅紡毛線2萬斤，密切了軍民關系。

1943年1月，曹力如調任新成立的延屬分區專員兼延安市市長。他和衛戍區司令員王震、地委書記張邦英認真貫徹《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擁軍優屬活動，使延屬地區的各項工作呈現新氣象。他到延安市政府赴任時，一開口就對干部們說：“延安市我很熟又很生，地方熟，人熟。工作呢？一知半解。你們是先生，我是學生。要求你們不嫌棄我這個老學生。我很愿意和你們一道工作，一道學習，把延安市的事辦好。”他經常深入到延屬分區七個市和縣，檢查督促春耕生產，組織生產競賽，安置移民，安排勞動互助，并注意運用延安市經濟建設成就和經驗推動各縣工作。

1944年12月，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時，曹力如代表延屬分區向代表們贈旗。大會結束后，他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英雄代表大會之后各縣應做的工作》的文章，提出貫徹落實大會精神的五條具體辦法，要求延屬各市、縣力爭提前兩年實現“耕三余一”。1945年在邊區政府召開的會上，他兩次發言，自我檢查工作作風，他說：“下去的公文太多，上來的東西覺得太少，開會也比較多，應該糾正。”在他的帶領下，延屬分區各縣工作作風有了明顯改觀，圓滿地完成了各項任務。

1946年2月16日，曹力如與延安縣川口區六鄉老百姓代表一起給毛主席送《人民救星》金匾。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4月，曹力如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書長。1947年3月，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進犯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機關轉戰陜北。為領導邊區地方工作并保證軍隊的糧草被服供應，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以馬明方為書記的后方委員會，曹力如參加后委，堅持做好后方的各項工作。戰局緊張時，他和王維舟、周興等根據中共中央部署，率領后方機關和家屬隊伍從另一條路線撤退，制造假象，迷惑敵人，起到了保衛中共中央的作用。

1948年初，曹力如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部副部長。4月，延安光復。5月，西北局統戰部改稱城工部，曹力如仍兼副部長。1949年5月，曹力如協助西北軍區政委習仲勛與國民黨軍駐榆林第二十二軍代表在延安開始和平談判。不久，曹力如又被任命為西北軍區全權代表，繼續同二十二軍談判，最終達成榆林和平解放協議。

榆林解放后，曹力如任榆林軍管會主任。他領導整編軍隊，消滅殘匪，整頓金融市場，解決糧荒，恢復生產，組建地毯廠、制革廠，修建榆陽大渡槽，修通小西門水門洞，為榆林以后的建設打下了基礎。

曹力如為黨為人民所作的杰出貢獻贏得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評價，新中國成立初立即肩負起更重要的使命。